宏观经济分析的新视角


  以市场经济的性质作为理论的基本假设,把表明市场经济关系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率加入到收入———支出模型中,用支出流动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经济波动和产出的决定,重点考察企业是否盈利或亏损,进而在一个内生的货币金融体系中引起经济的增长和衰退,以及经济周期的出现,就会得出一个与主流宏观经济学用生产函数表示的实物的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完全不同的对现实宏观经济的解释。

  假设其它条件不变,当由某种外在因素导致了投资的增长率超过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则企业就会获得一个超额收益,进而企业将增加投资,产出扩大,经济增长率上升,但投资的增加在给企业带来利润的同时会引起下一期折旧、利息成本的不断上升,即财产性收入不断增加,工资份额相对减小,以工资为主要收入和以利息、利润为主要收入的两部分人的收入差距会逐渐拉大。企业要想保持一定的利润率进而维持经济的高增长,投资必须以累进的比率增加,一部分用于支持利润的增长,一部分用于弥补由上一期增加的投资而导致的折旧、利息成本的增加,这样的后果是收入分配将进一步恶化,引发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一方面企业的成本不断上升,产品定价较高,另一方面工人的收入份额减少,购买力下降,消费开始萎缩,当生产的消费品不能全部转化为新的收入流量时。投资的累进增长速度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产品的积压将导致投资不足,而一旦投资不能以累进的比率增加时,就会导致企业效益下滑直至亏损,同时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还加重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比例,增加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在商业银行具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的条件下,风险的增加会促使其贷款更加谨慎,这必然导致贷款规模或增长速度下降,使整个经济中的货币供给增长减慢,企业收益的降低和银行贷款的减少将使投资进一步下降,投资的下降以及由此伴随的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造成整体经济进入经济周期中的衰退期。

  1997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下滑和在低增长水平波动的现象,近几年实际GDP的增长速度均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水平,而名义GDP的增长速度下降的更为明显,1979-2001年期间的名义GDP的平均增长率是15.58%,而1997-2001年间名义GDP的平均增长率只有7.18%,相差悬殊。这期间,政府尽管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等进行调节,使得实际经济增长被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明显,就就业而言,近几年我国的就业量并未出现明显的增加,甚至在2001年失业率还有所提高。在职工人数上,与人数最多的1995年的14908万人相比,到2000年,我国职工人数降到11258万,下降了近25%。

  这种现象的出现,根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高速投资,在1992-1996年间5年期间,我国投资的平均增长率是34.31%,比1997-2001年的平均投资增长率的10.29%高出了14个百分点。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本年的投资流量在来年将转化为资本存量,以财产性收入参与分配。随着投资的累加,财产性收入在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也在增加。在经济波动初期的1990年,工资、折旧、营业盈余在收入中的比重分别为29.57%、19.66%和50.77%,而在2001年这三项的比重分别为24.33%、34.50%和41.17%,工资下降了5.24个百分点,折旧上升了14.84个百分点,而营业盈余下降了9.6个百分点。由于折旧的上升造成了工资收入比重的下降,减少了消费需求,造成消费需求不足,与1979-2001年间居民消费增幅15.49%相比,1997-2001年间的居民消费仅为7.4%,降低了8.09个百分点。90年代初期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结构的也影响深远。投资的增加必然带来劳动力报酬的增加和劳动力就业人数的增加。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资料显示,仅仅1992年和1993年就有1800万人和3000多万人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了其他两种产业部门,这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是这个值
在90年代中期达到最大值后,自1998年开始,随着企业资产值过高,盈利水平下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速度明显放缓,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减弱,农民的绝对收入开始连续下降,加上很多不合理的税费,使得农民的货币收入已经非常小,仅仅能够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另据有关的研究证明,整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货币供给、收入和企业贷款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在1991-1996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货币供给量M2的增长率高达30.73%,同期名义GDP的增长率为23.95%,贷款余额增长率为22.97%,这些值从1997年开始下滑,1979-2001年期间,以上的三个值分别降低为15.81%、7.15%和13.07%。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和货币供应量的减少,使得1997年开始名义总收入的增长速度放缓,最终导致了利润比重的大幅度下滑,企业投资的萎缩,经济衰退。

  面对经济衰退,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1998-2001年间国家共计发行了51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主要用于基础建设投资和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希望以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带动非国有经济投资的跟进,从而启动投资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扩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非企业职工工资水平。1999年以来连续三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工资标准,月人均基本工资水平由1998年的400元提高到2001年的823元,增幅达105.8%。在货币政策上,中央银行自1996年以来已经连续8次调低存贷款利率(以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例,该利率已从1996年的10.98调低到了目前的5.31,调低了50%多),寄希望于一方面减少居民储蓄的利息收入以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减少企业的运行成本和投资成本,增加企业利润和投资需求。1998年初央行又取消了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制,1998年3月和1999年11月两次降低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1998年恢复公开市场业务。可以说,1996年5月以来,货币政策一直是放松银根的取向。

  以上的这些政策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阻止了经济进一步下滑,保持了稳定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但是这些政策的主要导向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提高有效需求为主的,忽略了对过高的资产值的调节。不能够降低过高的资产值,企业运营仍要背负较高的折旧和利息成本,企业的收益也将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从而在长期投资需求必然受到限制。实际上,虽然国有经济投资连续几年加速增长,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并未有多大响应。“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如果投资增长单靠国有经济投资或政府投资而没有民间投资的快速跟进,将难以形成持续增长的态势。”

  我认为,当前我国政策实施的重点在于降低企业过高的资产值。降低资产值的手段无非是企业破产清算和企业兼并,为了顺利实现这一目的,应从财政、货币两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的资金缺口,可以从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的回报中提取),以减少企业破产和并购对社会的不利影响。第二,正确认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及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当前的国有资产值,只是一个账面上的价值,并不是该资产的市场价值,只有允许国有资产按照市场规则流转,才能体现出国有资产的市场价值,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及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才能有可观的判断依据。三,大力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实现国有资产存量交易,通过公平竞争体现资产的市场价值,实现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的主渠道。充分依靠资本市场的力量,加速资产交易,是降代资产值的最佳渠道。四,对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分类归整,历史因素造成的部分应有财政承担,解决银行的历史负担;属于银行经营产生的不良资产,按市场规则有银行自己负担,承担决策的利得和利失。对于国有商业银行,降低企业的资产值可以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降低资产,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降低负债,从而一方面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使商业银行意愿进一步发行贷款,另一方面减小商业银行的存贷差,从而使货币供给量恢复增长。五,为促进就业增加,应该有选择地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增加就业总量,提高社会总的消费倾向,扩大需求,推动经济发展。真正开放和促进劳动力市场,推动劳动力的转移,从而实现价格机制的有效运转,促进就业率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作者:南开大学 柳欣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