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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宏观调控若干问题的思考

经济参考报

    刘国光在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4年秋季座谈会上的讲话

    编者按:10月10日,中国社科院在京召开“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4年秋季报告会,由刘国光、王洛林任课题总负责,李京文、刘树成、汪同三任执行负责人,汪同三、沈利生、万东华执笔的《2004年秋季报告》受到参会各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和学者的高度重视。本文是中国社科院顾问、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在会上所作的主旨报告,由经济参考报独家全文发表。

    一、 宏观调控是一个中性的概念

    去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某些部门投资过度扩张,引发经济局部过热现象。为应对这一局面,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政府实施了新一轮宏观调控措施,近几月已取得一定成效。在实施新一轮宏观调控措施过程中,人们有种种反应,其中不乏对宏观调控的误解,把宏观调控的概念弄得面目全非,需要加以清理。仅从报刊上举一些例子,如:

    “去年下半年,中央开始实施宏观调控,当时一些地方的企业,认为这会丧失加快发展的难得机运。”

    “现在一讲到宏观调控,有一种误区,好像要把发展停下来似的。”

    “从全国来讲,有经济过热的问题,但是对于××来讲,应该说是偏冷。现在要与那些的确过热的地方一样开始降温,而宏观调控挤压引起的停顿,可能要用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重新升温”。

    这里举的一些说法,是把宏观调控认为是一种紧缩性的,限制经济发展的政策,这显然是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误解。当人们了解到在此轮宏观调控中,在抑制一些部门的过度投资的同时,还要支持农业、西部、能源、交通等领域的发展,而且对受限制发展的行业的品种项目也不一刀切时,才明白过来,宏观调控对各地的发展也是一种机遇。

    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是在认识到此轮宏观调控过程中有保有压,有退有进的意义之后提出来的。比如说,现在“一方面要宏观调控,一方面要注意发展”,把宏观调控与发展经济作为对立的范畴,好像宏观调控的功能只在紧缩与限制,而不是发展,所以要在另一方面同时要有发展的措施。在讨论银行信贷调控问题时,出现“已经列入宏观调控对象的行业”要“实行行业信贷总量与企业贷款额度的控制”,而对于瓶颈产业与短线行业,没有说列入宏观调控对象的,就要积极支持其发展。好像列入宏观调控对象的就要紧缩抑制,没有列入的就要积极发展,还是把调控与发展对立起来。发改委经济研究所一位同志在最近一次座谈中指出,“宏观调控应该是一个中性概念,它不等同于紧缩,更不是全面紧缩”,我以为这说到了点子上。事实上,宏观调控本身就包含了限制与发展,紧缩与扩张,后退与前进几方面的内容。宏观调控与发展的关系,体现在宏观调控既有直接刺激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也有间接通过限制一些领域的过度扩张为整个经济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措施。所以有人说“宏观调控的立足点是为了发展,为了更好的发展”,这个说法是不错的。宏观调控包括直接促进发展和间接促进(通过消除不健康因素)发展这两个方面。这里用得着局部利益照顾全局利益,短期利益服从长期利益,用较小的损失避免重大损失等道理。

    另外,在宏观调控延续的时限上也有误解。杭州市肖山区有一位民营企业主,大概是感到宏观调控妨碍他的企业发展,发问道,“国家的宏观调控到底会调多久”?有的经济学家对目前宏观调控要“持续多久”的提问,回答说“从目前的宏观调控效果看,预计到明年底将结束”。这也是把宏观调控仅仅当作对付经济过热的紧缩性政策来说的。其实宏观调控的目的是熨平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协调发展。市场经济有波动,是永远客观存在的。基于这种波动,宏观调控随时随地进行着,没有停止结束的时候,只有依治理波动情况之不同而有阶段性之分。宏观调控既有紧缩为主的时候,也有以扩张为主的时候,依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而异。一般说来,宏观经济形势有三种情况,宏观调控也有三种情况。一是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或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时,或物价水平一路走低时,要进行扩张性的宏观调控。二是情况与上相反,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实际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或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时,就要实施从紧收缩的宏观调控。三是中间状态,当总需求与总供给大体相当,物价总水平在正常区间移动,宏观调控就要采取中性的政策。这时经济也会存在不平衡不稳定因素,多起因于经济结构的不协调,宏观调控就要采取“有压有保”、有紧有松、松紧适度、上下微调的方针,来维护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这里的中性宏观调控政策是阶段性的,是区别于紧缩性为主的调控政策和扩张性为主的调控政策作为阶段性政策来说的,这与前面讲的“宏观调控是中性的”角度有点不同,后者没有阶段性特征的含义,但点出宏观调控概念本身可紧可松也是正确的。

    二、 我国宏观调控的演变

    以上是市场经济下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政策变化的一般情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初步形成约在20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1978年前是计划经济。1978年到1992年是计划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过度,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1992年以后到现在进一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度,市场经济因素逐渐增加。经济波动不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会周期发生,虽然规则不尽相同。计划经济时期也有宏观调控,但不叫“宏观调控”,它属于政府的宏观微观无所不包的计划管理和综合平衡中。计划平衡具有用行政手段约束经济过度扩张的功能,但更多时候它敌不过公有制下的财务软约束和投资扩张冲动,而且计划平衡的周期放松往往成为发动过度扩张的根源,致使经济长期陷于剧烈波动中。这个情况随着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过度而趋于缓和,但在卖方市场消失前,计划平衡(80年代后期开始称做“宏观控制”)基本上是以通货膨胀为斗争对象,以周期性的紧缩为特征;但随后又往往自动放松,让位于扩张过程,经济很难实现“着陆”,常常处于将着陆又重新起飞的状况。

    1992年正式提出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度以后,市场经济意义的宏观调控逐渐走上历史舞台,1993年到2003年,中国经济走过两轮正相反的宏观调控。一轮是针对1992年的经济过热,从1993年起实施的紧缩型的宏观调控,大约持续到1997年;一轮是针对1997年经济偏冷(由于国内供需格局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和国外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不足),从1998年开始实施扩张性的宏观调控。相比较以往历次对付经济波动采取行政性的直接控制的手段而言,这两轮调控比较主动的采用了间接的经济手段。前一轮调控尽管初期采取较多的直接行政操作方式,以治理当时混乱的金融秩序,但后期逐步更多运用紧缩的货币供应、利率杠杆、从紧的财政政策,以及财税体制改革等,以达到控制总需求的目的。后一轮调控更鲜明地采取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谨慎从松(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解决了扩大社会总需求的问题。这两轮宏观调控都成功地对经济过热和经济偏冷进行了治理。前一轮紧缩性宏观调控使GDP增长速度由1992年的14.2%,降到1997年的8.8%,CPI年上涨率由1994年的24.1%降到1997年的2.8%,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后一轮扩张性的宏观调控使GDP增长速度由1998年的7.8%提升到2003年的9.1%,2004年上半年的9.7%,使CPI指数由1998年的0.8%上升到2003年的1.2%,2004年上半年的3.6%,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

    三、 此轮宏观调控转向“中性”政策

    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伊始,就碰到一个特殊的形势,既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全面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来治理;又不同于前几年经济偏冷和经济紧缩趋势,需要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治理。现在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还在潜在增长率的范围以内。从经济运行来看,当前既有局部过热,特别是一些部门投资过多的现象,又有总体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前几年,为对付通货紧缩趋势,我们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实质上是从松的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用赤字国债来扩大内需。稳健的货币政策所以叫稳健,实际上在松动银根,支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注意防范金融风险。现在通货紧缩趋势已经淡出,严重膨胀趋势尚未形成,在此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宜采用“中性”的政策。由“从松”转向“中性”,就要适当收紧。我在去年10月社科院形势分析会上就已提出这个主张。目前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在减弱,赤字国债在减少,建设支出在推迟,财政支出的方向在调整。财政部长金人庆不久前说,财政政策是向“中性”转变。稳健的货币政策也要“适度从紧”一些,货币政策委员会认为,“适度从紧”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现时的取向。其实相对于过去从松的稳健货币政策来说,现在的货币政策也是一个中性的调控政策。因为“适度从紧”就不能太紧。所谓不能太紧,就是说不能像治理严重通胀时采用的刹车手段。因为目前的宏观经济问题虽说有总量的问题,但主要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既然主要是结构问题,货币政策就不能一刀切,不能一概收紧。对一些局部过热的环节,对一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投资,要“削峰”,压缩。而对一些消费热点,有市场有效益的产品和企业,以及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如农业、能源、交通、环保等还要继续支持其发展,就是对一些限制的行业如钢铁,也要支持其薄弱品种产品的发展投资。所以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不能太紧。今年货币供应增幅的调控目标,M1、M2都是17%,信贷规模增长调控目标是2.6万亿人民币,低于上年货币增长20%,贷款增长2.8万亿人民币的实际水平。从今年2.6万亿人民币的新增贷款,17%的货币增长目标来看,这个速度是不低的,新增2.6万亿元是历史上新增贷款的第二高,增速也大体上高过了1997年以后实现的贷款增幅,因此从全年贷款增幅目标来讲,仍然是适度的,可以保持国民经济适度增长,不是一个过度紧的调控目标,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认为,现在所称的“适度从紧”的贷币政策也是一个中性的宏观政策。今年6、7月份后,广义狭义货币供应增幅已跌落到今年调控目标以内,由于信贷压缩过快,有可能出现信贷供应低于经济增长所要求的信贷供求的增长量。从投资过度扩张部门减增的资金,应当用于充实投资不足部门,及补充正常的流动资金需要,以保证国民经济平衡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由上述可知,不仅财政政策,而且货币政策都要采取“中性”的调控取向。所谓“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如前所述,是相对于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种有保有压,有紧有缩,上下微调,松紧适度的政策。从以前治理通货紧缩时期的适度从松的宏观调控政策向目前的中性政策调整,客观上具有从紧的效果,能起到抑制一些部门过快的投资需求和作用。但实行中性政策的意义还不止于此。首先,对于一些投资过热的行业,如果不能通过政策调整及时控制,就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同时,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因为没有最终消费的支撑,又会引起通货紧缩。可见,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质上是要“双防”,既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滋长,又预防通货紧缩趋势的重现。其次,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对当前比较突出的结构问题的对症之药。对钢铁、水泥等投资过热的行业从紧,对农业、西部开发、社会事业、生态环保,对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加大支持力度,既坚决控制投资需求扩张,又努力扩大消费需求。上下微调,有松有紧,松紧适度,就能逐步缓解和克服当前比较突出的瓶颈制约和结构问题,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保持中国经济这艘大船平稳较快地航行。

    四、 质疑“中国经济将实现‘软着陆’”

    近来,在关于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讨论中,不时出现“中国经济将实现软着陆”的预测。我觉得这种议论目前有点不着边际。我在1997年《论「软着陆」》一文中说,“软着陆的经济含义是: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一段过度扩张之后,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经济增长率逐步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区间,物价上涨率也回落到适度水平。显著地降低物价涨幅的同时,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软着陆的前提是经济中发生了超高速增长和物价超高幅上涨。目前中国经济只是钢铁、水泥、房地产、城建等一些部门投资过度扩张,引起了某些生产资料的供应紧张,价格猛涨。而农业、西部开发、环保、社会服务和保障等等一些重要部门投资不足。消费需求没有跟着膨胀,消费品物价涨势迟缓,不存在整个经济超高速度增长和物价超高幅度上涨的问题。中国现时潜在的经济增长率约为9-10%,而实际增长率去年为9.1%,今年上半年为9.7%,大体还在合理的增长区间。通货膨胀的代表性物价指数是居民消费品物价指数CPI,1-7月份CPI同比上涨3.8%,7月份同比上涨5.3%,由于有去年非典物价指数偏低的影响,所以消费品价格才显得有些高。但月环比指数近几月却在下降。消费品价格主要因为粮食价格恢复性上涨,带动了物价上涨;如果扣除粮食价格因素,“核心消费品价格指数”只有1%到2%,价格也在合理区间移动,离严重通胀尚远。上次经济全面过热时,1994年经济增长率达14%以上,物价上涨率达24%以上,经过成功的紧缩性调控,才有了1997年的“软着陆”。目前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都在正常区间,那就没有什么“软着陆”的问题。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削减钢铁、水泥等过度投资部门的投资规模,缓解煤、电、油、运的瓶颈制约,同时要逐步增加农业、水利、能源、交通、环保等投资不足部门的投资,使局部经济过热降温,使结构扭曲得到校正,从而熨平上升的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趋势,使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这也是“中性”的宏观调控用意之所在。

    因此,如果说有什么“软着陆”的任务,那我们就限制在投资过度部门和相应部门,实行这些部门投资的“软着陆”是可以的,必要的,但不要轻易地讲我国整个经济的“软着陆”,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不存在这个问题。

    更不要把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锁定在原定的7%的目标,现在再提7%有点不合时宜,因为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已接近10%,如果全年目标仍锁定在7%,那就不是中国经济“软着陆”,简直是直线下降的“硬着陆”了。按照这个目标调控今年我国的经济发展,会使中国经济发生很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自觉地执行中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我们一定能够把去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拉长,实现经济增长率9%左右,物价上涨率3-4%左右。当前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时效。各部门、各地区只要全面、准确,积极地理解和贯彻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方针政策,就一定能够消除经济发展中的不健康因素,使国民经济朝着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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