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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恒山:经济发展寄望政府管理体制创新

    10日,国家发改委范恒山司长说,体制创新,尤其是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应该成为新型工业化道路上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手段。

    范恒山说这话的背景是,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40多倍。

    “我们的资源和环境再也无法支撑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概括当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用了4个字:“触目惊心”。

    当天举行的“工业与环境协调发展高峰论坛”上,两位官员都用数据解释了这一“触目惊心”——

    去年,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甚至是印度的1.65倍。

    与此同时,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50%,钢铁44%,铜58%,铝30%。如此下去,到2010年,我国大部分重要资源全部依赖进口。

    此外,我国污染排放强度高,每单位GDP产生的氮氧化物是日本的27.7倍,德国的16.6倍,美国的6.1倍,印度的2.8倍。每单位GDP产生的二氧化硫是日本的68.7倍,德国的26.4倍,美国的60倍。大气、水资源、土壤等破坏严重。

    范恒山解释,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前,温饱问题是我们安排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着眼点,还顾不上环境和资源问题。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今天,可持续发展问题则摆在眼前,即必须考虑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现实条件,以资源多少来决定经济发展规模、结构和速度。

    “因此,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们的惟一选择。”范恒山司长把下一轮的经济发展动力寄望于体制创新,尤其是政府管理体制创新。

    他说,当前许多地方政府过多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而忘了自己的真正使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

    几天前,范恒山公开批评政府经营城市是严重越位。他说,拆房子、倒地皮、卖企业,这哪能叫政府行为?他没想到,这番话成了最近几天媒体的热点话题,“可见人们对此的认同”。“除了技术瓶颈制约、市场需求拉动因素外,去年以来出现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回潮,也与政府职能错位有关。”中共中央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说,去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出现大的变化:钢铁、水泥、电解铝和房地产业投资增长80%到100%以上,与此相反,符合新型工业化要求的电子信息产业等投资却增长缓慢。

    郑新立分析,发展经济是各级政府的中心任务,特别是新上任的领导,希望快出政绩,因而常常选择那些急功近利的建设项目,以牺牲环境和农民利益为代价,搞低水平重复建设。“这种惟GDP增长观,也是导致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的重要原因。”

    身为国家绿色GDP课题组组长之一(另一位是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的潘岳,一直呼吁改变目前单纯的GDP干部考核体系。他说,由于一些技术原因,目前还很难拿出一整套绿色GDP干部考核体系。不过,快了,其中包括公众环境质量评价、空气质量变化、饮用水质量变化、环保投资增减率等。

    用范恒山的话说,许多地方政府之所以“行为扭曲”,与中央、地方事权财权划分不清也不无关系。许多地方没钱发展,只能在土地、企业等方面想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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