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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探讨(下)

国研网

 

    记者: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的讨论的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从提升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的高度出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不可更改的法则,必须要长期坚持。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吗?

 

  刘国光:有人认为即使是在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是顺应社会发展实际、符合社会公正要求的,所以必须坚持贯彻,他们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不可更改的法则。我认为这一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符。一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是没有这种提法的,反过来,这些国家为缓解社会收入差距矛盾,实施了很多有利于社会公平政策措施,使其收入差距比较缓和,基尼系数都保持在0.3到0.4之间。如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等过去的基尼系数都很高,但现在都降到了0.3到0.4之间了。北欧各国是公认的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他们建立了强大的公共财政部门,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等措施,推行宏伟的贫富拉平计划,他们的基尼系数2002年瑞典是0.250,芬兰是0.256,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尽管人们认为巨额的公共开支会给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的提高造成一定的负担,但北欧诸国的国家竞争力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并不落后,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竞争效率、政府效率、商业效率在72个工业国家当中名列前排,并且名次继续提升,在高税收的环境下,还产生了大批如诺基亚、爱立信、ABB等跨国大企业集团。这些国家把公平放在显著地位而不是兼顾地位,但仍然保持了经济的高效率。我国当然不能与这些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更不能自不量力地采取福利国家的政策,但上述的事实启发我们不能迷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永远地执行下去。

 

  记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分配上提供激励机制,意图是把蛋糕做大,让一部分人在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的基础上先富起来,帮助和带动全体公民走向共同富裕。但在这一原则的实际执行过程中,是否也存在着理解上偏差和执行上的主观扭曲行为?

 

  刘国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原则已实行了一段时期,现在看一部分人确实是先富起来了,其中有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的,也有通过非正常收入来源暴富的。虽然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在带动、支持社会上较低收入人员共同富裕的效益上并不明显。我们社会上因为有失业、下岗等原因而导致一部分人的家庭绝对收入水平下降,由于把公平放在了一个从属的地位,社会上低收入家庭即使受到关照,但也只能是处于被照顾的境地,部分农民的义务教育经费长期得不到解决,失学、缀学现象时有发生。由于是效率优先,一些地方过于追求微观的经济效益,在生产建设当中片面追求机械化、自动化,不适当地处理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关系,用资本来替代劳动,这对发展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第三产业是不利的,加大了失业的压力。有些地方的长官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他们有了把公平放在兼顾位置的盾牌,不重视社会公平,只要守住公众不闹事就可以了。在这样的一背景下,我国的基尼系数逐年上升,也就不足为奇了。

 

  记者:从一些国家的经验看,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与公平并不绝对矛盾,当前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是否到了提出并解决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时候了?

 

  刘国光:这几年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逐年上升,居民收入差距迅猛扩大,后果日益明显:

 

  第一,国内需求受到了严重影响。低收入者有消费欲望但无钱购买,伴随着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一部分人的消费倾向逐年下降,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下降,所以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成为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第二,由于非规范的、非正常的收入占有相当的比重,人们对由此而来的收入差距的拉大问题愤愤不平,影响着工作效率和生产效率,使一些劳动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影响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第三,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来重温一下邓小平同志若干年前的前瞻性论断是非常必要的。面对中国的总体情况,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作出了前瞻性的论断,他说,贫富差距问题,“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上世纪末我国已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也很突出地表现出来,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现在已到了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记者:现在已到了提出并解决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时候了,那么我们下一步工作是不是要在继续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努力降低我国的基尼系数?我们坚持了20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何时淡出,淡出后,我们新的收入分配指思想或口号是什么?

 

  刘国光:当然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不要经济效率,在当前我国生产力水平发展仍然较低的情况下,提高效率还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提高效率还需要把市场取向的改革进行到底,要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政策。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大概在0.45左右,根据其它国家发展的经验,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下,一国的基尼系数与人均GDP的关系曲线呈倒U型,人均GDP小于1500美元时,基尼系数会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大,当人均GDP超过1500美元时,基尼系数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降低。我国现在的人均GDP是10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数还在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我国的基尼系数还要增加,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提出强行降低基尼系数,实行绝对公平分配的主张,而只能逐步的加重公平的份量,先减缓基尼系数扩大的幅度,然后再适度的降低基尼系数,逐步地实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或公平与效率的优化结合”过渡。到我国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时候,人均GDP达3000美元以上,在2010年左右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所以可以预计到2010年左右,我国的基尼系数可以倒转,开始下降,那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趋于完善,这时我们可将20多年前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淡出,如果一定要提什么口号的话,就提“效率与公平并重”或“公平与效率优化结合“。

 

  记者:一般认为,初次分配管效率,由市场来调节,再分配管公平,由政府来调节。那么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这种分工关系要不要作出适当的调整?

 

  刘国光:你说的对,但由于市场本身不完善或市场缺陷,我国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分工也不能太绝对。在我国的初次分配中有许多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合理问题也需要政府来干预。如垄断部门、垄断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占有并支配优势的资源,获取超额利润,转化为部门人员的高收入,这种垄断收入就需要政府监督,限制某些行业尽快消除市场准入的障碍,最大限度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使利润平均化,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自然垄断行业中有效竞争机制。一段时期必须保留垄断经营的行业,企业的产品价格、收入分配方案、薪金标准等要纳入国家监管部门的工作之中。又如目前城镇下岗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拉开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收入高低重要背景之一在于农村公民从非农产业中获得就业的机会多少,所以现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当务之急,也是中国解决长期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发展中小企业,发展民间企业,发展第三产业等都需要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例如,对于高就业、低利润或一时可能亏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各种灵活就业的劳动组织,国家要实行多种形式的优惠政策,没有政府政策扶持,这些产业、企业发展不起来,就会加重我国的失业压力。这些都不是再分配领域中的事情,但都需要政府来调节。

 

  记者:如何缓解、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您认为我们当前最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刘国光: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开始重视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当然重视收入分配公平也不是追求收入分配的平等,而是要使居民能够享受到机会的平等,保证起跑点的平等。在中国社会收入的不平等大都缘于机会的不平等。其中由于受教育培训机会的不平等形成的不相等的知识水平和技能,由此使个人的就业机会不平等、收入高低不平等。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在其它条件相同时,就业与谋取收入的能力越强,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低,就业与谋取收入的能力越弱。十六大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这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项重要措施。要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重要对策之一就是提高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的水平。现在我国高中以上的就业者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很小,义务教育供应不足,很多老百姓没有基本的能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广大农村的劳动者不能获得改善其生活水平的基本教育,而被排斥在现代化的进程之外。2002年我国的文盲人口还占9.2%,小学初中文化的人口占6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4.4%,在全国的教育人口中,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在职人员占9%。以这样的人口教育文化结构要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如同缘木求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研究结果是中国在2001年中等收入者占人口的比重只有15%—20%,而世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是80%以上。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的途径是扩大基础教育的年限,使全体公民都具有高中或中等职业培训的教育水平。所以我建议,把现在义务教育的年限由9年制逐步延长到12年制,并且要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实行义务培训,以提高公民的知识技能和就业能力。当然在这之前,我们的第一步还是要作好普及9年义务教育的工作。现在看,我们的9年义务教育还没有完全普及,至少是在农村我们还没有作到。9年义务教育是1986年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立法推行的,到现在已近二十年了,2000年曾宣告基本完成,但并没有完全完成。现在我国的经济实力、国家财力有了显著的提高,2002年国家财政收入19000亿元,是1986年时的90倍,加上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能够保障我国的基础教育的供给。只要我们降低财政支出当中经济建设费用的比重,减少公共支出中的浪费现象,大量的财源可以用来支持、扩充义务教育。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上,我们的力量主要是放在了经济建设方面上了,政府用钱主要是用在项目上,在卫生、教育等方面投资力度不大,所以我们需要做的重要工作是减少财政用于经济建设方面支出比重,积极支持教育等事业的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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