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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改革不是拍脑袋 对郎咸平质疑的质疑

经济参考报

    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不断在媒体上指名道姓痛斥某些国企领导人借产权改革之机大肆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的言论,不仅引起“主流”及“非主流”经济学家一场对立的学术争论,而且还激发了全民参与的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全社会反思。

    有分析指出,这场辩论可能存在两种结果,一种可能,公众得以有机会发泄愤恨情绪,使得原本应该是严肃的学术探讨和社会批判,沦为简单的对制度改革中的某些不公的道德批判,以及“主流”经济学者和“非主流”经济学者(左大培,韩德强等)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另一种可能,正视国企改革中存在问题,理性地通过这场辩论,找出症结所在,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深化产权制度的改革。

    不言自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不容质疑,并不能因为行为上的些许偏差,而彻底颠覆行动的方向。同样,也不能以善待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为借口,而对其不义行为视而不见,甚至有意庇护。只有理性思考、怀抱宽容心态、认真探讨制度变革中出现的问题,不断修正偏差、误解,才能做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均衡,这才是这场争论真正的意义所在。

    无庸质疑,对制度变革中的时弊,郎咸平的针砭有其合理一面,但是如果不认清几个关键问题,这次争论只能沦为情绪的发泄。

    产权改革不是拍脑袋

    7月31日,“郎监管”炮轰著名企业海尔,以“四问”的形式,质疑海尔借香港的上市公司海尔中建进行“曲线MBO”,以稀释海尔的国有股权。8月9日,郎咸平又在复旦大学中美财经媒体高级研修班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其后,他还表示,下一步的研究目标将是,北大方正、清华紫光、三九集团和风头很足的民企复星实业等。

    论战起初,许多人认为郎咸平只是抨击国企改革中的国资流失。然而,在其后的讨论中,郎咸平开始质疑整个产权制度改革,甚至要暂停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关于国企改革,郎咸平最著名的“论断”就是:产权改革是不做研究的人拍脑袋想出来的,造成了很大祸患,所以应该停止国企的产权改革。

    在8月28日的“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究会”上,郎咸平系统地阐述了其对产权改革的看法。第一,产权是不是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当前的产权是有问题,国企是有问题,但是大家把所有的矛盾都放到产权上,这是非常危险的。第二,我们不存在国有企业所有人缺位的问题,我们存在的是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问题,国有企业的老总,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应该负责任。新自由主义学派希望国企退出舞台。事实上,国有企业不能退出。

    对个别现象的质疑,到对制度方向的否定,再到理论基础的重新认识,郎氏质疑激起的波澜,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经济学界的争论还可以说是正、反两方势均力敌,而BBS上的公众留言,却以一边倒的优势倾向郎咸平。

    对于郎氏关于产权改革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包括吴敬琏、张文魁、张维迎和许小年等都表示,产权改革不能停。毕竟,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效率低下的问题显而易见。众所周知,在竞争领域,国企大多都以失败告终。当然,也不否认有少数竞争领域的国企,不仅没有倒闭,反而发展壮大了,究其原因,大多在于这些企业有强势的领导。

    面对面与郎氏交锋的张文魁针锋相对地指出,毋庸讳言,中国的国企改革也有不少阴暗面,但改革的进程不可遏止,我们不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不能因此停止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无论在哪个国家,国企改革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不仅仅会引来国资贱卖的争议,而且极有可能带来社会动荡。虽然在国企产权改革过程中,国资流失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实践告诉我们,只要政策得当,国资流失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防止的,而且国资流失的现象在现实中也越来越多地得到纠正和克服,毫无根据的夸大国资流失现象、以国资流失为理由来终止国企产权改革,都是不能允许的。

    对于拍脑袋的说法,张维迎表示,国有企业改革,或者说国退民进和民营化的过程,是20多年的改革中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路。这不是最初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因为国有企业每走一步,我们都会发现,原来的设想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想解决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中期,国有企业改革讲的是放权让利,当时提出的一个目标是政企分开,但是后来发现,在当时国有体制下,国有企业政企分开是不可能的。到了90年代之后,问题变成了国有企业能不能活下去。当时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发展起来了,外资也进来了,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竞争不过私营和乡镇企业,也竞争不过外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就出现了出卖国有企业的情况。

    张维迎表示,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过程使我们意识到,如果所有制不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我们改革的目的就达不到。因为检验一个企业所有制的标准,就是在竞争中有没有生存能力,这是一个基本的方法。我们的改革都是在寻求尽量对大家都有益的结果,好多改革措施不是说政府官员、经济学家“拍脑袋”就能出来的,而是各个地方自己在发展时迫于压力自己摸索、创造出来的路子,是不同地区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竞争的结果。

    不能全面否定MBO

    郎咸平说,“我国根本没有正确认识管理层收购(MBO)的本质,国内的MBO并不是国际意义上的MBO。现在国内所谓MBO是用银行的钱收购国家资产,这是不对的。简单地说,MBO就是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方法。”

    国资委所属职业经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开发认为:郎先生的理论并没有错,问题在于药方用错了地方。通过利用MBO规则不完善的漏洞,而侵吞国有资产的国企领导人在实践中有,但现实情况多数不是这样。绝大多数被兼并的国有企业或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的资产是什么呢?是拖欠的银行的贷款,是拖欠其他企业与个人的欠款,是拖欠的职工工资与劳动保险统筹费用,许多企业早已资不抵债,虽然形式上还有个企业在那里,但是实际上早已不姓国了,多数情况是姓银行和姓职工了,有不少企业的净资产早已是负数。MBO的方法,不过是换了一个形式上的权利人,所谓从银行贷款购买国有企业,实际上是银行在账目上把债务人换了个名,企业依然是银行与其它债主的。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放生也不同意对MBO改制方式和结果的全面否定。他认为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以及他本人在地方调研的事实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的中小国有企业改制总数中,有半数左右最终以MBO的方式实现,另外半数则以外资、民资或其他社会法人进入的方式实现,总体效果而言,大约70%以上的国企都实现了成功改制。

    据介绍,地方大量的中小国企本身的产业、产品、效益、包袱以及各种债务等等,都不能吸引外资、民资等外部投资者,“是贱卖都卖不出的企业,如果有不错的管理层、有对企业长期以来的感情、有职工对他的信任,只有通过他MBO的这种方式来带领企业走出困境。这都是我调研当中实地看到的例子。”周放生说。

    由于法律法规滞后、信息不对称、交易没有公开等问题,导致MBO在实施时确实如郎咸评所说的存在自买自卖、内外勾结、做亏再贱买等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所以,2003年3月,财政部曾以一纸“关于暂停MBO审批的建议”的文件突然冻结了MBO。据说当时政策部门内部主张完全停止MBO和规范实施的两种意见争论得非常激烈。直到2003年12月,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国有企业改制的规范意见》才被认为是“对MBO的一种解禁,或者叫有限制的允许。上海荣正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郑培敏六年来一直从事MBO案例的具体操作和研究工作,他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MBO,如果能做到按照现有政策规范操作,是完全可以避免自买自卖的行为的,因为一些不规范行为而否定MBO甚至产权改革是非常可笑的。”

    “具体案例当中很恶劣的行为导致的国有资产的流失肯定是有的,这属于交易性流失,但我们国家国有资产的流失状况更大的部分是体制性流失。”周放生说,“价格绝对不是衡量流失与否的惟一标准,企业的长远发展、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
经营好国有企业,并使之发展壮大,离开了有经营能力的领导人是难以想象的。如何能使企业核心决策层真正关心企业的问题,长江商学院的院长项兵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论述道:“无外乎两个措施:一是监管,二是激励。但是前者不可能解决大的问题,因为监管者对企业的了解永远比不上企业内部人员;而激励,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也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是我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以股权或认股权(股票期权)为代表的激励方式,对企业避免短期行为、实现长治久安可能会起到更大、更有效的作用。”

    论战应推进国企产权改革更公平、公正、公开

    平心而论,郎咸平的确看到了问题的一面。他看到了国企改革中的不公开、不透明和黑箱操作,看到了不公平的一面。然而,他是看出病象,却没诊对病症,更没开对药方。改革中出现的丑恶现象,不应该成为不改革的理由,应该成为继续深化改革的动力。

    但是,也要看到,每隔几年“公平与效率”的争论就会重复一次,社会舆论、经济学家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不能忽视的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仇富”心理却越来越浓重。如果产权改革成为权利富豪攫取金钱的手段,如果制度变迁带来的阶层分化,恶化为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在公众中形成一股阻碍现有改革的舆论氛围。

    对于当前的产权改革,要坚决防止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因个案的不公正而否定改革大方向;另一个极端是,因强调产权改革方向正确,而掩盖了操作程序上的非正义。

    在坚定产权改革方向不可动摇之际,更需要强调产权交易的程序公正。众所周知,产权改革的大方向没有错,只是在具体的行为上有所偏差。国企改革事关全社会,必须建立一套透明的游戏规则。在现在的约束条件下,首先要做到清楚界定企业产权。红顶商人、红帽企业,是国有企业还是民有企业,企业创始人的创新贡献如何界定、奖励,在目前还有待进一步探讨。界定产权之后,就涉及到产权交易,要作到交易的公正,解决之道只能是为中国寻找一个全国统一、公开交易、市场竞价的产权改革规则。只有公开和透明的国企改制,其结果才能为各方普遍接受,才能避免未来的可能“清算”,改革也才能真正彻底。改制的结果固然重要,过程也同样重要。

    目前,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政府和公众都应该审慎思考,怎么做才最能促进改革开放,才最符合社会的总体利益。与经济学家之间的思想、观点冲突相较,更需要论战各方参与完善产权改革的程序,推进国企产权改革更公平、更公正、更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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