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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普查前调查:“足不入户”怎能见真章?

新京报

    部分地区经费不足难请大学生,为化解阻力当地工商部门介入违背普查初衷

    这是12月14日,离第一次经济普查的标准时点———12月31日还有17天。

    罗昌西走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日历。作为重庆市铜梁县统计局局长,她身兼县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此前的11月,4万多名普查员对重庆全市85万个单位进行了清查摸底。

    就在一周前,6位普查员向重庆市副市长童小平告状,铜梁县一位普查员更放声大哭,直言去公安局搞普查遭拒绝,受了很多委屈,事件经媒体报道迅速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普查工作千头万绪,落实到基层普查员身上,才知道千难万难。”一位普查员对记者说。

    但对于罗昌西而言,最大的问题还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县里的普查经费只有50万,哪儿够用?撇开宣传、培训费不谈,就是买文件袋,也需要钱啊。”

    记者数日来采访发现,与经费短缺直接相关,重庆经济普查人员的规模和素质令人担忧:以居(村)委会人员和下岗低保人员为主体的基层普查队伍,在短时间内承担高度专业性的经济普查任务,难免有心无力。

    同时,为了化解普查所面对的阻力,部分普查机构被迫与工商税务部门协调展开工作,由此违背普查工作的初衷,数据真实性难以得到保障。

    有消息显示,山城重庆所面对的上述困局并不孤立,12月21日,新华社引述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的会议发言表示:基层普查机构经费落实得不好,是此次经济普查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

  一人清查三百家单位

    “居委会从未搞过类似的普查工作,现在恰逢年关,上面布置下来的平安社区检查、文明小区建设等工作,哪项都需要人手。”

    重庆市南岸区涂山镇兴隆湾居委会门口,挂着“治安巡逻队”、“老年活动室”等数块牌子。“每一块牌子代表一项工作。我们这里4个人,一共要负责20多项工作。”居委会工作人员杨伟说。

    经济普查,是杨伟承担的一项新任务。

    根据总的要求,此次经济普查涉及重庆第二、第三产业的19个行业门类、378个行业中类、875行业小类的经济活动。普查内容包括单位标志、从业人员、财务收入、资产状况以及企业的主要生产经营活动和生产能力、原材料、能源消耗及科技开发的投入状况。

    由于调查项目内容多,填报情况复杂,经济普查涉及的数字总量达100亿字符,涉及指标上千个,一般工业企业要填十几张调查表,不同的行业企业又需填报不同的调查表。

    此前,重庆已在铜梁县、渝北区两地进行了为期7天的经济普查试点。在主城区、长寿区等工商业密集地带,部分普查员一人清查的单位户数多达三四百户。

    作为兴隆湾居委会指定的经济普查员,杨伟用“泰山压顶”来形容自己的压力。此前,他和另两位同事一起负责辖区内300多家单位的普查工作,由于两同事都有其他的任务,清查工作实际上主要由他一人完成。

    “居委会成立以来从未搞过类似的普查工作,现在恰逢年关,上面布置下来的平安社区检查、文明小区建设等工作,哪项都重要,哪项都需要人手。”

    由于人手不足,杨伟曾采取下班后再搞普查的做法,但绝大多数单位此时已关门闭户。现在,他只好利用午饭时间去单位搞调查。而更多居(村)委会人员的另一项顾虑,是普查工作的最后冲刺与重庆12月正在进行的居委会(村)换届选举“撞车”。

    “如何保证换届选举正常进行,又兼顾普查队伍数量质量的稳定,这是个问题。”巴川镇企业服务中心普查指导员张晓霞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许多居委会工作人员身兼普查员,一旦落选或调任其他地区,那只有靠责任心维持工作积极性了。

  “足不入户”怎能见真章

    巴川镇是铜梁县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入户登记在实施中执行较好。但其经验甚至在本县其他地方也难以推广,原因正是经费不足。

    普查人员到底够不够?

    国家统计部门没有制定出人手与普查对象的数量配置,但至少在重庆,几乎每个基层普查单位都在喊缺人手,并由此带来减低普查标准的问题。

    重庆市长寿区共有1.7万余个调查单位,目前仅有1400名普查员。鉴于人手不足,在登记阶段将向各单位财会部门发放登记表,填报后返回普查员,从而减轻工作量。

    “真要家家入户登记,一天最多能普查两家。”重庆长寿区凤城街道办事处主任刘洪英告诉记者,下一登记阶段只有10天时间,调查内容却涉及上千个敏感的具体经济指标,“碰钉子”的次数将会更多。

    “如果普查员分别到企业办公室、人事处、财务室登记核实,查看有关财会原始资料证件,最后还要老板签字确认———就现有人手和时间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刘洪英说。

    但铜梁县巴川镇普查员张晓霞却认为,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根本无账可查,财务指标仅凭想象,如果仅发放登记表让其填报,真实性可能大打折扣。在今年8月进行的经济普查“试水”中,铜梁县总结了一种“套问”的普查经验。

    “入户后,普查员可以从公司的装修华丽程度、工作人员数量等种种细节大致估算企业的从业人数、是否盈利等。”

    张晓霞介绍,针对个体户入户调查难的情况,他们还制定了一套反推倒算法———到个体户云集的农贸市场,普查员一般遵循“先易后难”原则,先套问摊主支出情况,比如摊位费、工商费、工资等———只要不涉及收入,其他情况都好套。然后根据企业现场从业人数、店堂装修情况、相对固定的盈利率大致估算其收入。但这两种方法,都必须建立在普查员入户现场勘测的基础上。

    据记者了解,巴川镇是铜梁县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入户登记在实施中执行较好。但其经验甚至在铜梁县其他地方都难以推广,原因正是经费不足。

    下岗人员能否担重任

    “我们倒想请有专业知识的大学生来应急,可是没钱怎么开口?人员素质差、经费不足,接下去的工作到底该怎么做,我心里没底。”

    12月16日,在重庆市南岸区委正联大厦,区经济普查办公室对数百名普查员进行了登记阶段的培训。整个培训分批进行,时间仅两天。

    “一个企业涉及四五张报表,有分支机构的企业多达十几张,涉及上千个经济数据。许多指标都是第一次听说,听培训像听天书,两天时间怎么消化得了?”一位接受培训的普查员说。

    珊瑚村普查小区普查指导员袁万生,原重庆航道局职工,下岗十余年,高中学历,是一位低保户。

    “我们下面4个普查员,其中3个是下岗低保户。居委会没有专门的普查经费,我们搞普查属义务性质。”此前的清查阶段,袁万生等5名普查员在辖区内跑了20天,共用500元钱,全用于解决中午吃饭问题。

    “在清查阶段就有好多弄不懂的东西,比如说行业分类、单位代码、挂靠的小型单位如何归类等。有些普查员年纪一大把了,稍微复杂一点的知识就搞不懂,给单位的感觉更不好。”袁万生说。

    按《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普查指导员、普查员应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并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可实行聘用或从有关单位商调。聘用人员由当地经济普查机构支付劳动报酬。

    按普查员岗位培训释义,培训后的普查员必须能准确地理解经济普查的各种统计分类标准和指标含义,熟练地运用调查访问技巧和方法,并掌握数据处理和质量控制的基本要求。

    调查显示,重庆市目前的基层普查员队伍显然难以达到条例要求。

    在长寿区凤城街道,140余名普查员中,有10名普查员年龄在60岁以上,最大的已年届71岁。而在58名村委会普查员中,有21名普查员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

    “我们倒想请有专业知识的大学生来应急,可是没钱怎么开口?人员素质差、经费不足,接下去的工作到底该怎么做,我心里没底。”南岸区南山镇负责普查工作的一位女科长说。

    南岸区目前到位普查经费仅1.8万元,分到下面11个普查小区5000余个单位,每个单位的普查经费仅3元多。这远低于国家要求“一般县按每单位不低于8元,财政困难县每单位不低于20元”的标准。

    在整个重庆,今年区县普查经费已落实了1123万元,占预算数的84%,缺口212万元。据记者了解,上述经费缺口主要产生于乡镇及村级基层单位。

    长寿区经济普查办公室此前针对个体工商户设计了两种普查登记表格,一份是企业申报表,另一份则是普查员的评估表。

    “对企业的申报数与普查员现场评估数进行综合,再参考企业纳税额,可以得出一个相对真实的数据。”该区统计局副局长沈玲莉称。

    不过,沈担心这一举措是否能顺利实施。“现场评估要求普查员具备一定的财会知识与沟通技巧。就目前的人员整体素质来看,难以达到要求。”

    借力工商税务有悖普查初衷

    “这样一来,企业填报的数字怎么可能和工商年报数据不同呢?如此兴师动众地搞普查,不是多此一举吗?”

    12月21日,在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同时指出了经济普查工作存在的另一突出问题———少数单位特别是有些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户对经济普查的意义认识不足,心存顾虑,不肯配合。

    在重庆,普查员张晓霞为此提供了更鲜活的案例。

    11月的一天,当她来到塔山普查区一家猪肉摊做调查,自认为最打动人的笑容却换来寒光一闪,老板挥刀瞪眼:“你眼睛瞎了?国家不是把税都免了吗?滚!”事后,张晓霞只能通过市场办公室对这个摊主进行摸底。

    据了解,类似事件重庆不少普查员都碰到过。“虽然普查数据不作为税负依据,有的人特别是中小企业、个体户还是有顾虑,有的怕露富,不肯透露真实数据。此外,部分行政部门的官僚思想阻碍了经济普查正常进行。”重庆市经济普查办公室主任秦瑶说。

    但问题的解决却出现了一个悖论———由于面对重重阻力,一些地方的普查工作被迫借力于工商和税务部门。

    12月6日,6位普查员向副市长童小平告状事件发生后,童随即指示,在标准时点过后,全市所有普查员开展工作时要出示“四证”———身份证、普查证、市委市政府两办公厅联合发文及市经普办印发的公开信。

    针对久“啃”不动的“钉子户”,童小平要求市工商局介入,用行政手段加以解决。

    也早有普查员提出“有关部门共同协调处理钉子户”。重庆长寿区凤城街道的一位普查员介绍说:“我们这里有15个农贸市场,个体户普遍拒绝普查。为了开展工作,我们和工商税务协调,农贸市场由他们带路,接受普查率一下就提高了。”

    “对于那些拒不接受普查的钉子户,我们会对税务人员提出要求:记下名字,普查后再‘理麻’(算账)。”这位普查员说。

    而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经济普查的初衷。按普查条例规定,经济普查取得的单位和个人资料不作为任何单位对经济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的依据。这个任何单位显然包括工商、税务甚至检察院、法院等部门。

    同时,由工商、税务部门“开道”的经济普查虽然能令企业的合作系数提高,但数据真实性无法得到保证。

    “这样一来,企业填报的数字怎么可能和工商年报数据不同呢?如此兴师动众地搞普查,不是多此一举吗?”

    一位普查员说,“但不请他们出马,钉子户就层出不穷。”

    另据记者了解,由于近年来私营经济的发展,个体经营户成为此次国家经济普查的重点。就重庆本地而言,个体户点多面广,缺乏统计基础,且配合程度相对较差。

    一个颇具特色的案例出现在长寿区凤城街道,此地聚集了1.2万名外出劳动力,不少人是摩的司机,或是被当地人称为“棒棒”的临时雇工,普查人员将对这一人群进行为期一天的拉网式调查。

    “届时,所有普查员都要上街,调查一个,就在他身上挂个牌,表示此人已查,确保不重不漏。”该区经普办一位工作人员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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